第十章 生活在持续的创伤中
有一次，监督一位治疗师辅导时，她正在辅导一个跟严重家庭暴力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的女人。这个女人问她说:“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，为什么我没法克服他虐待的创伤?”治 疗师问我:“我该怎么回答她?”我答道:“你无法‘克服’仍在进行中的事。”在生理意义上， 这一点也是真实的。假如你得了流感，发烧 39 度，畏寒，气管发炎，除非流感结束，否 则你无法康复。你可以抵抗它、忍受它，保护自己免于病情恶化。你可以谈论它，但你的 谈论大部分都是关于你的症状，关于你采取的防止恶化的措施，以及你多么渴望流感结 束，以便 你能开始康复，一点一点重新得力。症状的缓解 并不 意味着完全康复，这一点 至关重要。
在我看来，在持续进行的创伤当中，试图进行典型的创伤康复过程，等同于给一个仍然站在暴风雪中的人脱衣服。你不过是将受创者置于更大的风险中。 创伤的医治要求安全和稳定的环境，这一切都是建立同盟、安全连接的必备，以便创伤幸存者可以回顾可怕的创伤，开始讲述、感受，将那些记忆融入生活，同时不被它们再次吞没，不至于使当下的生活遭到毁坏。 假如不存在安全的环境，又该如何?当生活持续充满危险、不确定和不稳定性，我们该怎么办?有许多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。刚果共和国的女人仅仅因为想要喂养自己的孩子，就要冒着被强奸的风险。苏丹南部的人活在轰炸和不稳定中，无法回家。叙利亚的人民生活在持续的战争中，面临着供给不足和各样的毁坏。高压政权下的人民，始终保持警惕和恐惧，言语和行动都受到限制。任何一个内城牧师都可以告诉你，那些生活在我们城市贫民区的人，一直面临着持续的创伤。世上许多人民都生活在所谓的帐篷城中，在基本需求上一直处于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当中。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处境、其中的人以及创伤?对于每天生活在破碎处境中的受创者而言，怎样的回应才有帮助、有韧性，可以规避进一步的不堪重负?
一些年前，在一次辅导会议上，一名刚从伊拉克回来的士兵谈到，他们试图在伊拉克 就尝试一些康复程序，帮助士兵处理战争的创伤。背后的观念是，假如他们立刻处理创 伤，士兵们回家后的挣扎就会小一点。他说，这样的努力无济于事，士兵们既不喜欢、也 不信任。他说:“他们想要我们放下防御，告诉他们，我们对杀人作何感受，然后又指望 我们拿起枪，回去杀更多的人?他们疯了吧。”他还说:“现在回到家的我，战争已经结 束，我也安全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这一切。他们凭什么以为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就 能做到?”我认为这名士兵的话相当精辟，值得注意。
我们看一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，你必须注意，它被称作创伤 后(意思是之后) 应激障碍，创伤已经发生，如今已经结束。当我们进一步查看这个定义，留意采用的过去 时。第一项诊断指标，是这个人曾经暴露在创伤事件中，且以下两件事 全部 发生:
- 这个人曾经经历、目睹或遭遇过一个或多个事件，其中涉及实际或恐吓性的死亡 或严重的损伤，或是自己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。
- 这个人的反应包含剧烈的恐惧、无助或恐慌。
请注意，这里形容的事都是已经发生的过去式。一句话讲，受创的人是一个因着一个 或多个 先前 事件而被彻底击垮的人。击垮的定义是 1)大规模地淹溺，或是 2)完全被击 倒。它包括在思想或感受上完全被巨浪拍打、淹没、吞噬。创伤等同于一场个人的海啸， 只需坐下来片刻，消化一下这些词语(拍打、淹没、吞噬)，哪怕只在有形层面。想象一 下被淹没在巨浪之下，你无法呼吸，看不见，不能动。你想要爬出去，你的心剧烈跳动， 你觉得自己就要死了。想一想那些在海地海啸中被卷走的人，被埋在倒塌的建筑下，或是 被埋在卢旺达大屠杀堆积如山的尸体之下。现在，假设你正被埋着的时候，我来与你谈论 你的故事，不仅是故事，还有它所激发的感受。你无法呼吸，你所想的全部就是怎样呼吸 下一口气、逃出去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想逃跑。你疑惑自己能否生存下去，或是你 爱的人是生是死。你仍处于创伤故事的中心，而非结尾。如此，我们应该不难意识到，当 人还处于危险和创伤的处境中时，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和感受不能也 不当 按照我们通常的 视角去看待。
十岁的时候，我与家人住在日本最南端的一个海岛上，我的父亲随空军驻扎在那里。天气晴朗时，我们常常在周六下午到海滩去，在日本海里游泳。一天下午，我自己出去游泳，有了一次差点被淹死的经历。我仍然能记起当时的感受，努力浮到海面，海水扑面而来，我迫切需要氧气。那个时候，要是谁来到我身边，要我讲讲自己的故事和感受，问我这样的经历对我产生怎样的影响，就是荒谬的。假如真有人这么问了，我也努力作答，我一定会被威胁我生命的海水进一步淹没。 试图在持续进行的残酷创伤当中进行典型的创伤康复程序，就会是这般图景。你不会在一个女孩正在被强奸时，要求她讲讲自己的故事。你不能指望一个仍旧活在性虐待中的孩童，或是一个持续被家暴的妇女，讲述他们的故事、明白其影响，并努力走向医治。这就好比当一个车祸受害者还被压在车底下，就要求他开始康复。对这些事的意识应当导引我们的思考，当我们服侍那些生活在持续创伤中的人时，要保持这种意识。假如我们不小心，就可能最终变成鼓励人汲取更多的无助感和被压垮的感受。该处境的另一方面与警觉性有关。服侍创伤幸存者时，他们通常是高度警觉的，这常 常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。我们帮助他们学习放松下来，处理他们的焦虑，缓解持续的警 觉性。那个伊拉克的士兵所说的重点之一，便是他 需要 保持高度的警惕，他正处于战斗 中，人们有枪，想要杀了他。假如他放松警惕，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，他可能会死，他 的战友可能会死。一个去田地里为家人找食物的刚果妇女，她的处境也是一样。到了一定 地步，安全感会使我们放松警惕，可能会将我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中。对叙利亚街上的人民 如此，对许多生活在美国黑帮横行、暴力泛滥的内城社区的人而言，也是如此。走在街上，坐在家门口，或是等红灯时停下来，都可能导致你被枪击。这对经历持续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而言也是如此，放松警惕去反思和感受，会让你看不到下一次虐待的到来。作为人类，当我们全神贯注地努力躲避下一次袭击时，我们的评估能力会大大下降。躲避攻击就是我们的焦点。若想评估损失以及相应的情感和思想，必须要有一个安全舒缓的环境。今日大部分的创伤辅导都假设创伤已经过去，已经不存在，如今是安全的。但假如不是呢?假如永远不会结束呢?当创伤或多种创伤持续进行，且在我们看来永无止息时，我们该如何伸出援手?
我不会假装我有答案。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是研究的重大领域。这在创伤领域乃 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新概念，需要大量思考、工作和田野调查。我们的理念必须涵盖那些 身处这般处境之人的声音和见地，必须 是一个二重奏。那些生活在创伤中的人，实际上 是唯一能告诉我们什么有用、什么没用的人。我们或许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源，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有根有基。我们需要询问亲身经历者，尊重他们对我们当下模型的抵 触。士兵的抵触不是在抵触处理创伤本身，也不是态度问题，也不是在否定创伤——他不 过是视这样的程序为愚蠢和危险，会置他和战友于危险当中，他的焦点和警惕都在这些人 上。我认为他是对的。
我认为，该处境的另一部分在于，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:这个世界上许多按着神的 形象受造的宝贵人类，都长期处于使他们生病的处境中。他们的皮质醇水平长期居高不 下，我们现在知道，这会使我们的身体生病。处境使他们的大脑生病，扭曲他们的情感， 粉碎他们的自我认知，对许多人而言，他们的灵魂也被摧毁。我猜我们都更喜欢那些在创 伤后来找我们的人，但真相是，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永远活不到“创伤后”的那一天。
今年四月，我去了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。这座城市的下水道区域生活着所谓的“鼠 孩”，他们被贫困的父母扔在大街上，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在下水道里为自己安了家。创伤 水平高得离谱。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十年，如今已经生下儿女，同样住在下水道里。不 仅存在慢性创伤，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其他记忆。对鼠孩们来说，不存在创伤后这回事。实 际上，他们大部分人也不存在创伤前。我们不仅要灵活回应，还要审视自己的假设、喜好 和偏见，很可能包括我们偏好处理已经发生的创伤，而非正在进行也将会继续的创伤。这 要求我们与自己对质。多年来，我曾见过许多护理人员不明智地抱有一个信念:只要他们 做得正确，只要受苦者做得正确，一切就都会变得更好——好得多。生活在下水道里的孩 子，永远不会变成一切都更好的成年人，不论你如何努力。童兵们永远不会长成没有杀过 人的成年人。我们很难忠于这样的侍奉，我们无法否认，这世界仍然卧在那恶者的权下。 我们可以去爱、去建造、去支持，一点一点给这个世界的下水道带去改变，但只有一位能 使一切更好。他只应许在再来时成就这一切，这意味着我们仍需面对极大的邪恶，在忠心 的同时仅仅获得局部的成果。如你们大部分人所知，这是一门艰苦的功课。
思索问题不过是对话的开始，而非答案。你们有些人对这种持续的创伤处境具有全球性的视野，你们许多人有着多年处理创伤的经验，熟知其影响和弹性。创伤事工要想明智、合乎伦理、有效，就需要多重指向，包括全球指向、城市指向、临床指向，也需要生活在这些处境下的人的贡献。我的盼望是，在这之后会出现对话、观念、建议和挑战，可以祝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苦难的弟兄姐妹，对他们而言，安全、安稳的观念已经失落，他们从未知晓，更遑论体验。
因此，让我重回多年来我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。你们有些人可能从我的另一本书 《辅导性虐待幸存者》(Counseling Survivors of Sexual Abuse)中了解过这些概念。第一个 概念是声音。创伤是自我被消声的经历，受害者的话语、感受和思想，他们的选择，全都 被消除。当我们被压垮，我们会专注于生存、活着、捍卫、逃离或是断开关联。通常，我 们在受伤时会说“哎呀”，哪怕一点小事都是如此。创伤幸存者的“哎呀”却完全被消声了， 他们的意见、想法、思想或感受完全被摒弃，变得无关紧要，不论那是战争、强奸还是海 啸。
创伤的经历与人里面神的形象完全相反，神的声音呼出万物，他作为成了肉身的 道 (the Word) 进入历史，按照他的形象被造，意味着拥有一个向世界投射自己的自我。有 神的形象意味着有一个声音，有创造性的表达、思想，并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。当你遭 遇残忍的强奸，或是失去一切，失去一切所爱之人，一切都粉碎了。自我被粉碎、摧毁和 消声，不再向这个世界发声见证自己是谁。
第二个概念是关系。我们受造与神和他人有关系，神也进入这个世界，以便透过他的死重新确立与人的关系。他的形象体现在关系中，真神的声音说了，那人独居不好。人类渴望安全的关系，我们甚至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寻求。创伤违背且粉碎关系，带来背叛、恐惧、羞辱、尊严的失丧、羞耻，它会消灭安全和安稳。本质上，创伤移除了美好关系的构成要素。创伤孤立、威胁人，制造割裂，摧毁纽带。同情被摧毁，安全被丢弃，连接被切断。创伤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因为我们常常透过扭曲的镜片看神，导致视他为那恶者。极大苦难中信心被干犯和摧毁，信心的失丧是创伤经历最重大的悲剧之一。 第三个概念是能力，意思是影响力或选择的能力。神呼召我们治理世界，这是强有力的语言，表明人要对世界施加影响力，推动事情的发生，有所建树，创造并改变事物。创伤移除并抑制能力，受害者变成了无助的，不论是因着海啸、地震，还是强奸、战争。受害者感到无用、无助、无效，尊严和意义感的丧失极其严峻。我们本当工作，本当使事情发生，本当看到事物的改变，只因为我们在那儿。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，受害者活在威胁和强迫之下，他们的能力被强迫用于邪恶的目的，被迫行恶，导致自我在道德上被压垮和粉碎。
所有这些方面:声音、关系和能力，都是根植于神的性情，体现在人里面神的形象 上。创伤摧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，摧毁了人的尊严和神的形象。尊严、生命力、影响力、 创造力、建造力、生产力——这一切都承载生命，如今却被创伤消声和粉碎，尤其是长期 的创伤。我们对创伤的一切回应，都必须建立在我们里面神形象的根基上，以复原的方式 重塑这一形象。同时，我们必不能复制创伤经历，或是摧毁这一形象。
因此，让我们将神形象的三方面(声音、关系和能力)加上我们对创伤经历的理解交织一起，思想一下如何回应一个生活在持续残酷创伤中的人。简短地说，我们希望能重塑声音、建立关系、增加能力，同时不给自我太大压力，避免增强恐惧感或无助感。这些都是我们工作的标尺。他人的尊严、他们里面神的形象，是我们侍奉的根基。他们的声音、他们的选择(包括拒绝)、他们的文化、他们当下的处境、他们的表达方式，以及他们对不被再次压垮的需要，都对我们的侍奉至关重要。
西方模式一直都是在一个安全、一对一的治疗关系下，为受害者的故事提供空间，鼓 励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使用自己的声音和能力。每个读到这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模式，它具有 极大的助益和救赎性，但却不能也不当被移植到世界各地。即使它在任何地方都奏效—— 事实并非如此，它仍然不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可能性。每个读到这里的人都知道，这样的模 式在难民营或战区是无效的。然而我认为，我们完全加以摒弃也是不明智的，因为它的构 成在西方是行得通的。那些构成之所以有助益，是因为它们是建基于受苦者的人性本身。
我在上一章中提到，生活在创伤记忆中的第一阶段，涉及讲述、眼泪和时间。如我们通常的认知，讲述故事意味着将自我沉浸其中，放松你的防备，面对它、再次感受它。这么做会使你变得脆弱，在火海中脆弱不是件明智之事。讲述故事不是为了表达、感受或是言说那不可言说的，而是为了保护。这是任何合乎伦理的创伤事工都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。然而，在持续进行的创伤案例中，这却变得极其棘手。当我在办公室辅导一个人，帮助他在离开之前不至于被创伤压垮，我通常不需要考虑，他们回家的路上会不会被枪杀或是强奸。
但在当事人仍旧生活于创伤当中时，这一需要就变得强烈地多。换句话说就是:“我 希望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，讲述的程度由你选择，目的是我们一起合作，思考在你所经历 的苦难当中，你(和你的家人)可以如何保护你的心灵、思想和身体。”标尺更清晰，也 包含了限制。这句话赋予受害者声音(讲述你的故事)，重塑尊严;重塑能力感(由你选 择);建立关系(我们一起合作);且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这一切都是为了尊重真 相，一个痛苦而残酷实际的真相。当你与他们肩并肩，你是在赋予尊严，既尊荣他们经历 的实际，又尊荣他们在经历当中仍然具有的潜能。
“讲述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哀歌。这是一种容纳性的讲述真相的方式，同时不至于在 其中迷失。我们会哀叹公义、创伤、悲恸和失丧，哀歌是对神的祷告，充满了情感。哀歌 可以是集体的，会将人凝结在一起(参见附录二)。哀歌可以讲述故事、表达眼泪，与神 和他人连结。哀歌深具医治性，极大的悲恸以更易于承受和包容的方式表达出来，即便创 伤仍在进行，仍旧有一个安全的空间留给公共表达。
处理创伤的第二部分是发展爱的关系、工作或使命感，以及信心。这些方面在性质上更具集体性，西方传统方式却更多是个人主义的。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，集体都被摆在首位，这是西方思维所无法领会的。我相信，回应那些生活在持久创伤中的人时，我们需要努力培养和建造社区，而不是倾向于将个体故事当做侍奉的先决条件。这里当然是线性的，部分在于我们的文化，遗憾的是，也可能是因西方教会中缺乏有效的群体关顾。例如，教会将创伤幸存者送到专业人士那里，等治疗结束后，幸存者再回到教会，成为社区中的有效成员。让我们来看几个示例，以激发我们思考。我认为，我们需要与战后军人一起探讨这个 模型。他们丧失了意义和使命感，失去了自己的兄弟连，许多战后军人都对我讲述他们的 无用感，感到人生没有意义，仿佛“失去了家庭”。将受创军人重新组织起来参与一项事工 (例如海地救援工作)，可以使他们重新与战友连结，找回意义感。这个模式加上传统的 创伤治疗，更有希望重塑他们的韧性。
任何曾在内城从事过创伤事工的人，都会晓得这种模式。内城区域大部分集体性很 强，按照种族划分。这种划分存在问题(例如黑帮对战)，但也有其优势。单身母亲如何 能够挣着稀少的工资，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住在一个暴力横行的社区，却仍然能活下来、养 育儿女，并让儿女不再重复这个循环?单靠一位母亲是做不到的，她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(她对儿女寄予更高期望)。她的资源稀薄，需要他人的帮助。她的声音和他人的加入可 以产生影响，这样的情形确实在发生。有些人成为街区监督员，负责组织事务——监督孩 子们的行为，寻找篮球框，收集垃圾。成人一起协作送孩子上学校，以便加强安全性。他 们彼此帮助孩子上学，学校曾经不听家长的声音，如今也让他们发生。那些可以阅读的 人，可以给其他孩子读书。难吗?当然。会沮丧吗?当然。但这样的事可以重塑人的尊 严，一点一点地调转航向，塑造一个社区，重塑人们的希望。
一些年前曾有过一个针对难民营的研究，在那个难民营里，联合国和其他民间组织规 定，居民不可以捡棍子烧火。难民营是暂时的，因此没有引进老师，也没有什么组织，人 人都感到无用、无望，非常压抑。家庭和社区生活的一切标记都消失了，抑郁率和自杀率 都很高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:“被剥夺了有意义的工作，男人女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 由，他们会变得完全癫狂。”这个案例被拿来与其他难民营比较，例如极度缺少食物和干 净的供水，居民极其贫困，但却被组织成一个集体，每天都需要完成任务，教导孩子或送 孩子上学，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实践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庆典，并且按照他们的选择进行宗教 崇拜。是否有很多人受创?当然，也当然有一些人甚至不能正常活动。但是不论程度如 何，这样的难民营里都存在一种生命力和意义感，以及下一代被给予重要资源的盼望。
这样的地方仍然充满悲伤，且缺乏许多人类的基本需求，但滋养我们里面属神形象的那些特质，是一件美好的事工。我相信，这样的模式应当成为我们创伤事工的主导，尤其当我们服侍的对象仍然处于延续的创伤之中。 因此，当人们已经处于安全稳定的环境，时间线处于创伤后，我会帮助他们讲述、流泪，并明白需要交给时间。随着他们将故事用声音表达出来，他们就有了控制的能力，可以决定讲多少、何时结束。受害者身处一个安全、充满尊重的关系，他们可以表达发生了什么、对他们的人生有何影响、他们深切的悲恸，以及对神的疑惑。然后我们会往下走，去寻找一个崭新的目的和使命感，建立健康的关系，并帮助他们的信心成长。 当创伤持续发生时，这些因素仍旧存在，对于医治而言仍然必要，但我认为，它们的次序需要转换一下，且焦点不当放在康复或医治上，而应当放在管理、合作、有尊严地生存下去，并保护那些有价值、可以被保护的事物(例如投身于下一代)。这意味着讲述和眼泪要少得多，并且表达本身不是目标，而是为了在死亡之地建造、保护和滋养生命。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，不同于西方的模式，而是一切因素同时交织在一起，彼此坚固。因此，讲述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重塑尊严、声音、关系和能力。糟糕或不受控制的讲述会使创伤重演，当事人感到被他们的讲述所伤，被压垮，感到无助和惶恐。如同实际的创伤一样，这样的重演会使人逃离，或是透过毒品、暴力，或是麻木、疏离。这在任何处境下都是困难的，但当创伤持续发生时，就更加困难，因为几乎不存在什么舒缓的余地和稳定的环境。当我在办公室里工作，我们聆听创伤故事，我总是会将康复时间安排进辅导的过程，辅导过后也会与辅导对象一同花时间舒缓。持续的创伤意味着以更小的剂量去面对真相，过程要充满舒缓的空间和停顿，而不是放在最后进行。
我从这项研究得到的教训之一，是那些难民营里的人尽管没有做什么使创伤恶化，但 仍然变得极其抑郁。我们曾说过，创伤中有三件事至关重要:1)持续的连结和社区生 活，一种集体归属感，有能力分担彼此的悲伤，甚至是点滴的喜乐。孤立、躲避、不讲 话，都会使景况恶化。2)一种使命感和意义感——共同合作建造房屋，参与儿童的教 育，捡拾柴火，给大家讲故事，或是共享仪式和礼仪。这些都会在毁坏当中赋予人尊严和 意义感。3)信心——包括集体的哀歌和哀哭(需要一些指引，以免失控或压垮他人); 一起唱歌，一起敬拜——这些都会在神似乎缺席和遗弃的时节，提醒人关于神的事。这些 可以十分简单，但却可以对抗绝望、沉默、孤独和无意义感，可以使用创伤来激发心灵、 思想和灵魂。这些事都具有生命指向，即使在创伤当中参与这些事，都能使人的意志更倾 向于生存。
还有一点在辅导相似处境下的基督徒时至关重要。我们所有人不论生活如何，都很难记住神的国在我们心中。我们倾向于关注外在的国度，而非建立于我们内心的永恒国度。在西方的表现就是:大教会、成功、名望，等等;与之同时，内心却滋生恐惧、嫉妒、贪婪和不忠。我认为，当外在的一切被拿走，我们都会面临关注外在而非内心的试探，只是方式有所不同。在这里，我得极其谨慎，因为我毫无小看悲剧之意，不论是失去家人、家园、食物、教育、秩序还是安全，这世上许多人每日都承受这样的悲剧。我知道有许多人会将凡事属灵化，就好像创伤不重要。我却因一些苏丹难民在一次创伤营会上的话深受震撼(经许可引用):
“在来营会之前，那段时间我的心并不快乐，我总是想到我的家人。但我来到了营 会，我的心现在好一点了，因为我们在小组里彼此分享，彼此代祷。
来营会之前，我的内心因很久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充满苦痛，也因为到处攻击我 们的仇敌。想到这些问题经年累月地存在，直到现在，我的心就揪成一团。如今我可以表 达内心对这些事的感受……来了营会，心中的痛苦如今得以减轻。
来到营会，我感谢神，透过你我得以学习这么多以前从不知道的事。我祷告，哦按网 神可以帮助我更多学习创伤医治的讯息，因为这是解决难民营里人类问题的最有助益的手 段。我们可以借此得医治，彼此建立正确的关系。因此在我帮助别人时，你必须为我祷 告。”
这些人生活在持续的创伤中，但他们将焦点放在自己的心灵、与神和他人的关系之 上，他们就有了盼望。他们看到了改变——不是处境的改变，而是自己的改变。他们感受 到一种使命感——告诉他人、教导他人他们的所学，帮助他人的需要。这些人的苦难极其巨大，却能够在他人的生命中结出果实。他们自己身负重担，却仍存盼望，仍然去爱。创 伤使他们的人生天翻地覆——而且持续进行，但却没有杀害他们的灵魂。
《世界》(World)杂志曾刊登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，贝尔茨(Mindy Belz)所写的 “北方侵略战争”。她这样描述苏丹南部的景况:
“属灵前景也在改善，难民营里建立了许多教会。在最近的一场主日洗礼崇拜上，牧 师在树下放了 25 桶水。三个男人负责协助，两个拿着塑料杯子，一个拿着毛巾。诗班唱 诗，牧师讲道，成百上千的人两个两个地来到水桶前——男人女人、男孩女孩。崇拜结束 时，有超过 1300 名难民受了洗。”
那里可能没有学校，但可以有学习;可能没有教会，但可以有讲道;可能食物稀少，但可以有传统;可能凡事缺乏，但可以一起歌唱。怎么做到呢?当人们在集体关系中汇聚一起，共享目标、意义、哀哭和信心，尽管创伤的故事仍在继续，尽管受造物仍在唉声叹息，仍然可以有水桶欢迎新人加入信心的社群。
因此，这里的概念是:我们可以从恐惧、悲伤、绝望、无助的水桶中拿走什么?我们 可以往声音、关系和能力的水桶里加添什么?我们可以往工作、使命和信心的水桶里增加 什么?这样的工作是点滴汇聚起来的，正如神对以色列论到他们的仇敌时说:“我要渐渐 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”(出埃及记 23:30)。
总的来说，我们知道整个受造界都在真切地叹息，当我们从事创伤事工，这也会增加 我们的叹息。但我们知道，神的儿子已经来了，我们作为他的子民，被放在极大的苦难中 间，我们的工作就是传递水桶——装着巨大创伤的碎片的水桶，装着无尽悲恸的水桶，装 着给压伤者生命和尊严的水桶，装着活水的水桶——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所以他总是 一点一滴地在我们身上动工、养育我们。愿我们乐意这样一小步、一小步地服侍那些有神 形象的受苦者，让他们不至于再被淹没，因为这也是天地之主的步伐，他正是如此待了我 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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